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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三十年，上海什麼樣
原標題：未來三十年，上海什麼樣
■本報首席記者 顧學文
未來三十年，上海什麼樣？
這既是一個宏闊的歷史命題，也與這個城市中的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周振華也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最佳人選之一。15年前，他開始關註“全球城市”這一國際城市研究的最新概念；15年間，他不斷發展與豐富這一理論，將研究重點從“成熟的全球城市”轉移至“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更契合中國和上海的實際需求；15年後的今天，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正式成為上海城市建設未來30年的戰略目標。
“建設全球城市必定利於每個上海人；而這一目標的實現，也離不開每個上海人的改變與努力。”在描述未來上海的過程中，周振華這樣強調。
人物小傳
周振華，經濟學博士、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上海決策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經濟學會會長、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長期從事產業經濟、宏觀經濟、城市經濟理論和政策研究。
這些總部集聚於哪個城市，
這個城市就擁有瞭十分重要的地位
解放周末：最新公佈的 《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年）》，將上海的目標願景確定為2020年、2035年以及2050年三個階段，最終目標是要在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
一個城市的規劃願景，不論是對上海人、“新上海人”，還是對正在考慮將上海作為自己人生發展舞臺的“外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對大眾來說，“全球城市”還是一個比較陌生的概念。作為最早接觸這一概念的學者之一，您如何定義它？
周振華：“全球城市”是全球化的空間表達，正日益成為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領域的戰略制高點，在全球網絡連接中發揮超越領土國界的資源流動與配置功能。
這麼說，可能太學術瞭，但想想這些年來大城市的發展變化，概念就能變得具體。
早期的全球化，主要是推進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即國際貿易，國傢是主體，但是，當全球化深入發展後，大量的跨國公司出現瞭，它們不僅在經濟規模上已經超越瞭一些小國傢的經濟總量，更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投資佈局，整個產業鏈被切割成不同環節，分佈在世界不同地方。於是，在原來的國際貿易之外，出現瞭企業內貿易和產業內貿易這兩種新的貿易形式。當這兩種貿易形式所占比重越來越大時，跨國公司總部就成瞭全球化的具體落腳點，這些總部集聚於哪個城市，這個城市就擁有瞭十分重要的地位，成為金融、貿易、科技、人才等的交流、交互中心。
解放周末：過去，我們也曾提出要將上海建設成為跨國公司總部集聚地，也確實吸引瞭不少跨國公司總部入駐。今天，建設“全球城市”的主要目標也是吸引和集聚跨國公司總部入駐，兩者有何區別？
周振華：改革開放40年，上海確實吸引瞭不少跨國公司總部，但主要是地區總部，和全球總部比起來，能級是不一樣的。
另外，我們現在是引進來多，走出去少，隨著我國國力增強，上海要成為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橋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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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選擇發展目標，
當然要比肩世界最一流的城市
解放周末：為什麼選擇“全球城市”作為上海的戰略發展目標？
周振華：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全球城市”的研究歷史。但要說清這段歷史，又繞不開另一個概念“世界城市”。
早在18世紀後葉，德國詩人歌德就將羅馬和巴黎稱為“世界城市”。1915年，蘇格蘭人類生態學傢P?格迪斯也將當時正在發展中的一些西方大城市稱為“世界城市”，指出這些城市在世界商業活動中占有瞭較大的比例。1966年，英國地理學傢、規劃師彼得?霍爾更是把“世界城市”定義為那些已對全世界或大多數國傢產生全球性經濟、政治、文化影響的國際第一流大城市。自此以後，“世界城市”成為越來越多的學者關註的對象，尤其是在1986年，弗裡德曼在《世界城市假說》中強調，“世界城市”的國際功能決定於該城市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相聯系的方式與程度，並提出瞭“世界城市”的7個指標：主要金融中心、跨國公司總部所在地、國際性機構集中度、商業部門（第三產業）的高度增長、主要的制造業中心（具有國際意義的加工工業等）、世界交通的重要樞紐（尤指港口與國際航空港）、城市人口規模達到一定標準。
“全球城市”一詞則是由美國經濟學傢絲雅奇?沙森於1991年首次提出的，強調要從服務業的國際化、集中度和強度來定義“全球城市”。但從今天看來，沙森的定義還是有局限性，未來“全球城市”還要看科技、文化、生態等方面的實力。“全球城市”是個動態概念，其內涵在不斷豐富中。
解放周末：聽起來，“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是相當接近的兩個概念。
周振華：確實如此，實際上，很多人一直在混用這兩個概念，包括我自己一開始也是這樣的，但後來我發覺兩者在立論上是不同的。弗裡德曼的“世界城市”建立在跨國公司總部上，而沙森認為，在塑造“全球城市”的過程中，除瞭跨國公司總部，很多全球性的現代高端服務公司起瞭更大的作用。
我的理解是，跨國公司的產業鏈畢竟還是有限的，主要是科研中心、生產中心、物流中心等，但現代高端服務業的內部網絡結構就已經非常大瞭，比如四大會計事務所，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分支機構，為眾多跨國公司提供服務；不僅如此，這些現代高端服務業彼此之間也需要配套服務，比如會計事務所需要法律事務所的服務、廣告公司的服務。這些服務都在城市裡發生，影響著城市功能的形成。
所以我采用瞭沙森的觀點，認為“全球城市”的概念更全面、準確。
2009年，國際“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組”將全球242個世界城市分成5級12段，將紐約、倫敦、東京認定為頂級“全球城市”。上海選擇發展目標，當然是要比肩世界最一流的城市。
城市發展不能靠吃“三碗飯”，
在好的時候就要考慮轉的問題
解放周末：這次與您的新著《全球城市：演化原理與上海2050》一起出版的，還有您10年前的舊著《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作為國內最早引進“全球城市”理論的專著之一，因為“上海2050”遠景規劃的出臺，又火瞭起來。您當年嬰兒安全座椅安裝是怎麼關註到這一理論的？
周振華：“全球城市”理論是當時、迄今也仍然是國際城市研究的前沿理念，實際上我關註它的時間更早，應該是在15年前。當時我擔任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曾多次組織關於“全球城市”的學術研討，沙森等一流國際學者都在邀請之列，我請他們來討論紐約、倫敦和東京是怎麼轉型的，對上海有什麼參考價值，並出版瞭中英文的論文集《上海崛起》。
為什麼會關註這個課題？因為我當時一直都在思考上海的轉型發展。
解放周末：15年前，新的世紀剛剛展開，上海發展迅猛，前途一片光明，您為什麼開始思考轉型問題？
周振華：我們前面剛提到歌德在18世紀後葉把羅馬和巴黎稱為“世界城市”，可是今天，巴黎尚有一定的影響力，羅馬的影響力與從前早就不可同日而語瞭。更遠的來說，曾經輝煌至極的巴比倫、雅典今安在？近的來說，美國底特律如今又是何種狀況？
在一個城市發展得好的時候，我們就要謀劃它的未來；一個城市越是發展快速，越是需要早早謀劃。因為一個城市的未來，不是由今天的高樓大廈、道路隧橋所決定的，能否可持續發展，最根本是要看這個城市到底裝載什麼樣的產業，具備什麼樣的功能，能否與時俱進。
我生在上海，長在上海，1970年離開上海下鄉，1990年回到上海。在我離開的20年裡，上海的城市面貌基本沒什麼改變。我回到上海，一傢三口住在父母傢的閣樓裡，父母傢就15平方米一個房間，還好有這麼個閣樓。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上海發生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地鐵、大劇院、跨江大橋建起來瞭；進入新世紀後，發展速度更快瞭，也更註重生態環境瞭。今天的上海，放在全球來看，城市面貌也是排在前列的。
但是，上海那些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什麼？當然是靠改革開放。但究其本質還是靠吃“三碗飯”：一碗“祖宗飯”，搞土地批租；一碗“子孫飯”，犧牲環境求發展；一碗“外國人飯”，大量引進外資。這樣的發展支點是不牢固的，終究會走到一個轉折點的。
一個城市發展後，特別是快速發展後，如果不及時轉型，往往就會走下坡路，即使不陷入困境，也會變得平庸。
解放周末：紐約、倫敦和東京的成功，是否就在於及時轉型？
周振華：成功在於轉得及時，當然，轉也是迫不得已的。20世紀60、70年代，西方發達國傢先後進入後工業社會，大城市開始衰落，失去發展優勢。紐約、倫敦、東京原來和上海一樣，都是工業城市，但隨著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提高，還有污染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企業紛紛倒閉或外遷，導致大量失業人口的出現。
轉型是很痛苦的：一方面是城市出現財政赤字，發生債務；另一方面是新產業一下子起不來。但再痛苦也要轉，不轉就是死路一條。底特律是最好的教訓之一。
紐約、倫敦的轉型開始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東京晚一點，從八十年代上半葉開始，它們都歷經瞭15到20年的時間，先後完成瞭轉型。它們的轉型之路提醒我們：上海要在好的時候就考慮轉的問題，就開始轉的實踐。
創新、開放、融合、實幹，
這些文化基因要糅雜、發酵與彌散
解放周末：當時面臨轉型壓力、具備轉型意識的，不止紐約、倫敦、東京三座城市，為什麼隻有這三座城市轉型最成功，具備瞭全球影響力？
周振華：確實，有些城市的底子不比這三座城市差，轉型卻沒有它們成功。比如德國法蘭克福，當時的區位條件、金融基礎設施比倫敦還好，直至今天，歐洲中央銀行總部仍然設在法蘭克福。但是，法蘭克福充其量是歐洲的金融中心，倫敦卻成為瞭全球的金融中心。為什麼會這樣？其實就當時的轉型壓力來說，倫敦的壓力比紐約、東京都大。紐約、東京都是各自國傢的城市“老大”，隻需和國外城市競爭全球地位，而倫敦既面臨著歐洲其他城市如法蘭克福的競爭，同時面臨著國內其他城市的競爭，它的勝出，很大部分原因在於它營造瞭一個開放、寬松、多元的營商環境，吸引機構和人才進來。而法蘭克福是典型的德國文化，嚴謹有餘，活潑不足。
解放周末：為什麼大傢都知道人才的重要，但吸引人才的實際效果卻千差萬別？
周振華：吸引多方人才，主要不是靠政府政策，也不是單靠生活補貼、人才公寓、科研經費等優惠條件可以實現的，持續的大規模投入也是不現實的，而要靠整體環境的營造。
這裡面有產業配套的因素，比如法蘭克福在某些金融領域很強，卻沒有倫敦齊全，缺乏配套性。但更重要的是軟環境，如果專業人才、一般“白領”、普通勞動者等不同層面的人來到倫敦，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被接納，那人們就更願意來倫敦。
這種文化氛圍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建成的，是天長日久的積累，是由一個城市的文化基因決定的。
解放周末：上海是否具備這樣的文化基因？
周振華：關於上海的城市基因，有各種說法，但以下幾點是達成共識的。
一是創新因子。上海人的創新天分很高，特別是模仿創新，善於吸收國內外思想、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精粹，並進行改造，為我所用。哪怕是市民的日常生活，都有許多創新之處，“螺螄殼裡做道場”，空間再小，也能把生活安排得很“小資”。
二是開放因子。自開埠以來，上海就一直是移民城市，但它與江浙一帶其他移民城市不同，接納的不僅有來自祖國各地的同胞，還有很多是海外人士。上海海納百川的氣度是和它開放的天性高度吻合的。
上海特別看重開放，甚至曾提出過“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倒逼改革”的口號。上海開放也是有資本的，一方面是其本身的區位優勢，一方面是歷史造就瞭它的國際知名度。
三是融合因子。上海的融合能力非常強，無論誰，來到上海，上海在接納他的同時，必然也悄悄地改變瞭他。都說上海文化是“海派文化”，但誰能真正說明白什麼是“海派文化”？說不出來的。它一直在融合的進程中，沒有定型。
四是實幹因子。上海人腳踏實新生兒奶粉推薦ptt地、遵守規則的精神，是有口皆碑的。
建設“全球城市”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挖掘和發揚城市原有的文化基因。
解放周末：一個城市的吸引力就是這些文化基因的糅雜、發酵與彌散，它看不見、摸不到，但無處不在。
周振華：對。但有時候它能實實在在地讓你感受到。
有一次，我碰到華為公司上海研發中心的主任。我問他：華為的本部和主要生產基地都在深圳，上海擁有的科技資源也不比北京多，你們為什麼把研發中心放在上海？因為研究發現，生產中心和研發中心在空間上分隔太遠是不合適的，會使得科研中心不能迅捷接收到生產上需要改進的地方。他回答說：研發中心的高端人才大部分是從海外招來的，到海外去招聘人才，說工作地點在深圳、北京，願意來的人不是那麼多；說是在上海，就有很多人肯來瞭。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原因，讓華為選擇上海作為研發中心所在地。
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
上海應該也最有可能崛起為“全球城市”
解放周末：自弗裡德曼提出“世界城市假說”以來，包括沙森在內，幾乎所有相關研究都聚焦於既定，即已經形成的全球城市上，而您提出瞭一個“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概念，這一研究焦點轉移的意義是什麼？
周振華：“全球城市”是一個逐步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其本身是動態性的，有衰退、消亡，也有崛起、生成，“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應是“全球城市”理論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但傳統“全球城市”理論忽視瞭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而將視野僅停留在已經形成的全球城市上，孤立地、割裂地對其進行實證分析或進行靜態的比較研究，往往把全球城市與一般城市截然分開，並把一般城市排斥在外，體現出強烈的“歐洲中心論”傾向。
“一個城市是怎樣成為全球城市的”，這一問題得不到解答的話，實際上是把未來有可能發展成為“全球城市”的那些城市排除在外瞭。
解放周末：上海正是那些最有可能發展為“全球城市”的城市之一？
周振華：是的。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浪潮，促使發展中國傢主要大城市迅速成長為區域中心以及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節點。
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僅對世界經濟帶來瞭巨大沖擊，引起世界格局大變革，也是全球城市的一次“洗牌”。此消彼長，全球城市體系內部結構正發生著變化，大量新興節點城市不斷被整合到全球網絡體系中。
這是上海的機遇。隨著“中國夢”的實現，中國越來越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需要擁有代表國傢參與全球合作與競爭的“全球城市”。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上海應該、也最有可能崛起為“全球城市”。
我們是有後發優勢的。“全球城市”的發展正呈現出新的趨勢：危機前的全球城市體現在資本、商品和信息流量的指數級增長；後危機時代的全球城市，更追求科技創新、文化創意、綠色低碳的發展。上海可以少走彎路，可以彎道超車。大傢已經看到中國在移動終端、電子商務、網上支付等方面領先發展，將來包括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科技創新，我相信我們也會發展得很好。上海以整個中國為後盾，實力不容小覷。
解放周末：宏圖的實現，需要每個上海人做出怎樣的努力？
周振華：在這樣的戰略目標指引下，上海必然會越來越宜居、越來越有溫度，這對每個上海人，不管新上海人還是老上海人，都是大大的好事。
城市發展離不開每個人的改變和努力。這種改變和努力，涉及方方面面，有對生態環境的愛護，有對人文環境的塑造。舉個例子，為什麼很多人願意“漂”在上海？因為上海提供瞭一個相對公平的環境，一個人隻要有能力、肯努力，總有夢想實現的一天。而回到傢鄉，可能關系網比較復雜，起的作用比較大。像這種公平、公正的奮鬥環境，大傢要一起維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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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發展不能靠吃“三碗飯”，
在好的時候就要考慮轉的問題
解放周末：這次與您的新著《全球城市：演化原理與上海2050》一起出版的，還有您10年前的舊著《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作為國內最早引進“全球城市”理論的專著之一，因為“上海2050”遠景規劃的出臺，又火瞭起來。您當年嬰兒安全座椅安裝是怎麼關註到這一理論的？
周振華：“全球城市”理論是當時、迄今也仍然是國際城市研究的前沿理念，實際上我關註它的時間更早，應該是在15年前。當時我擔任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曾多次組織關於“全球城市”的學術研討，沙森等一流國際學者都在邀請之列，我請他們來討論紐約、倫敦和東京是怎麼轉型的，對上海有什麼參考價值，並出版瞭中英文的論文集《上海崛起》。
為什麼會關註這個課題？因為我當時一直都在思考上海的轉型發展。
解放周末：15年前，新的世紀剛剛展開，上海發展迅猛，前途一片光明，您為什麼開始思考轉型問題？
周振華：我們前面剛提到歌德在18世紀後葉把羅馬和巴黎稱為“世界城市”，可是今天，巴黎尚有一定的影響力，羅馬的影響力與從前早就不可同日而語瞭。更遠的來說，曾經輝煌至極的巴比倫、雅典今安在？近的來說，美國底特律如今又是何種狀況？
在一個城市發展得好的時候，我們就要謀劃它的未來；一個城市越是發展快速，越是需要早早謀劃。因為一個城市的未來，不是由今天的高樓大廈、道路隧橋所決定的，能否可持續發展，最根本是要看這個城市到底裝載什麼樣的產業，具備什麼樣的功能，能否與時俱進。
我生在上海，長在上海，1970年離開上海下鄉，1990年回到上海。在我離開的20年裡，上海的城市面貌基本沒什麼改變。我回到上海，一傢三口住在父母傢的閣樓裡，父母傢就15平方米一個房間，還好有這麼個閣樓。自上世紀90年代起，上海發生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地鐵、大劇院、跨江大橋建起來瞭；進入新世紀後，發展速度更快瞭，也更註重生態環境瞭。今天的上海，放在全球來看，城市面貌也是排在前列的。
但是，上海那些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什麼？當然是靠改革開放。但究其本質還是靠吃“三碗飯”：一碗“祖宗飯”，搞土地批租；一碗“子孫飯”，犧牲環境求發展；一碗“外國人飯”，大量引進外資。這樣的發展支點是不牢固的，終究會走到一個轉折點的。
一個城市發展後，特別是快速發展後，如果不及時轉型，往往就會走下坡路，即使不陷入困境，也會變得平庸。
解放周末：紐約、倫敦和東京的成功，是否就在於及時轉型？
周振華：成功在於轉得及時，當然，轉也是迫不得已的。20世紀60、70年代，西方發達國傢先後進入後工業社會，大城市開始衰落，失去發展優勢。紐約、倫敦、東京原來和上海一樣，都是工業城市，但隨著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提高，還有污染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企業紛紛倒閉或外遷，導致大量失業人口的出現。
轉型是很痛苦的：一方面是城市出現財政赤字，發生債務；另一方面是新產業一下子起不來。但再痛苦也要轉，不轉就是死路一條。底特律是最好的教訓之一。
紐約、倫敦的轉型開始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東京晚一點，從八十年代上半葉開始，它們都歷經瞭15到20年的時間，先後完成瞭轉型。它們的轉型之路提醒我們：上海要在好的時候就考慮轉的問題，就開始轉的實踐。
創新、開放、融合、實幹，
這些文化基因要糅雜、發酵與彌散
解放周末：當時面臨轉型壓力、具備轉型意識的，不止紐約、倫敦、東京三座城市，為什麼隻有這三座城市轉型最成功，具備瞭全球影響力？
周振華：確實，有些城市的底子不比這三座城市差，轉型卻沒有它們成功。比如德國法蘭克福，當時的區位條件、金融基礎設施比倫敦還好，直至今天，歐洲中央銀行總部仍然設在法蘭克福。但是，法蘭克福充其量是歐洲的金融中心，倫敦卻成為瞭全球的金融中心。為什麼會這樣？其實就當時的轉型壓力來說，倫敦的壓力比紐約、東京都大。紐約、東京都是各自國傢的城市“老大”，隻需和國外城市競爭全球地位，而倫敦既面臨著歐洲其他城市如法蘭克福的競爭，同時面臨著國內其他城市的競爭，它的勝出，很大部分原因在於它營造瞭一個開放、寬松、多元的營商環境，吸引機構和人才進來。而法蘭克福是典型的德國文化，嚴謹有餘，活潑不足。
解放周末：為什麼大傢都知道人才的重要，但吸引人才的實際效果卻千差萬別？
周振華：吸引多方人才，主要不是靠政府政策，也不是單靠生活補貼、人才公寓、科研經費等優惠條件可以實現的，持續的大規模投入也是不現實的，而要靠整體環境的營造。
這裡面有產業配套的因素，比如法蘭克福在某些金融領域很強，卻沒有倫敦齊全，缺乏配套性。但更重要的是軟環境，如果專業人才、一般“白領”、普通勞動者等不同層面的人來到倫敦，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被接納，那人們就更願意來倫敦。
這種文化氛圍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建成的，是天長日久的積累，是由一個城市的文化基因決定的。
解放周末：上海是否具備這樣的文化基因？
周振華：關於上海的城市基因，有各種說法，但以下幾點是達成共識的。
一是創新因子。上海人的創新天分很高，特別是模仿創新，善於吸收國內外思想、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精粹，並進行改造，為我所用。哪怕是市民的日常生活，都有許多創新之處，“螺螄殼裡做道場”，空間再小，也能把生活安排得很“小資”。
二是開放因子。自開埠以來，上海就一直是移民城市，但它與江浙一帶其他移民城市不同，接納的不僅有來自祖國各地的同胞，還有很多是海外人士。上海海納百川的氣度是和它開放的天性高度吻合的。
上海特別看重開放，甚至曾提出過“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倒逼改革”的口號。上海開放也是有資本的，一方面是其本身的區位優勢，一方面是歷史造就瞭它的國際知名度。
三是融合因子。上海的融合能力非常強，無論誰，來到上海，上海在接納他的同時，必然也悄悄地改變瞭他。都說上海文化是“海派文化”，但誰能真正說明白什麼是“海派文化”？說不出來的。它一直在融合的進程中，沒有定型。
四是實幹因子。上海人腳踏實新生兒奶粉推薦ptt地、遵守規則的精神，是有口皆碑的。
建設“全球城市”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挖掘和發揚城市原有的文化基因。
解放周末：一個城市的吸引力就是這些文化基因的糅雜、發酵與彌散，它看不見、摸不到，但無處不在。
周振華：對。但有時候它能實實在在地讓你感受到。
有一次，我碰到華為公司上海研發中心的主任。我問他：華為的本部和主要生產基地都在深圳，上海擁有的科技資源也不比北京多，你們為什麼把研發中心放在上海？因為研究發現，生產中心和研發中心在空間上分隔太遠是不合適的，會使得科研中心不能迅捷接收到生產上需要改進的地方。他回答說：研發中心的高端人才大部分是從海外招來的，到海外去招聘人才，說工作地點在深圳、北京，願意來的人不是那麼多；說是在上海，就有很多人肯來瞭。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原因，讓華為選擇上海作為研發中心所在地。
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
上海應該也最有可能崛起為“全球城市”
解放周末：自弗裡德曼提出“世界城市假說”以來，包括沙森在內，幾乎所有相關研究都聚焦於既定，即已經形成的全球城市上，而您提出瞭一個“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概念，這一研究焦點轉移的意義是什麼？
周振華：“全球城市”是一個逐步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其本身是動態性的，有衰退、消亡，也有崛起、生成，“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應是“全球城市”理論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但傳統“全球城市”理論忽視瞭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而將視野僅停留在已經形成的全球城市上，孤立地、割裂地對其進行實證分析或進行靜態的比較研究，往往把全球城市與一般城市截然分開，並把一般城市排斥在外，體現出強烈的“歐洲中心論”傾向。
“一個城市是怎樣成為全球城市的”，這一問題得不到解答的話，實際上是把未來有可能發展成為“全球城市”的那些城市排除在外瞭。
解放周末：上海正是那些最有可能發展為“全球城市”的城市之一？
周振華：是的。經濟全球化與信息化浪潮，促使發展中國傢主要大城市迅速成長為區域中心以及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節點。
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僅對世界經濟帶來瞭巨大沖擊，引起世界格局大變革，也是全球城市的一次“洗牌”。此消彼長，全球城市體系內部結構正發生著變化，大量新興節點城市不斷被整合到全球網絡體系中。
這是上海的機遇。隨著“中國夢”的實現，中國越來越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需要擁有代表國傢參與全球合作與競爭的“全球城市”。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上海應該、也最有可能崛起為“全球城市”。
我們是有後發優勢的。“全球城市”的發展正呈現出新的趨勢：危機前的全球城市體現在資本、商品和信息流量的指數級增長；後危機時代的全球城市，更追求科技創新、文化創意、綠色低碳的發展。上海可以少走彎路，可以彎道超車。大傢已經看到中國在移動終端、電子商務、網上支付等方面領先發展，將來包括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科技創新，我相信我們也會發展得很好。上海以整個中國為後盾，實力不容小覷。
解放周末：宏圖的實現，需要每個上海人做出怎樣的努力？
周振華：在這樣的戰略目標指引下，上海必然會越來越宜居、越來越有溫度，這對每個上海人，不管新上海人還是老上海人，都是大大的好事。
城市發展離不開每個人的改變和努力。這種改變和努力，涉及方方面面，有對生態環境的愛護，有對人文環境的塑造。舉個例子，為什麼很多人願意“漂”在上海？因為上海提供瞭一個相對公平的環境，一個人隻要有能力、肯努力，總有夢想實現的一天。而回到傢鄉，可能關系網比較復雜，起的作用比較大。像這種公平、公正的奮鬥環境，大傢要一起維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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